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

内容:人生感悟,修心正性,人间真情,感恩惜福,哲理寓言及启迪故事等内容,目的在启悟人生,启迪善念,修心断欲,提升人生境界。

版主: 洪宇

在这位女性面前我们羞愧难言

帖子水星 » 2018-02-09 21:37

——读李蕴晖《追寻》
文 / 钱理群

这真是一次难忘的阅读体验。

我坐在前往雅典的飞机上——这是我退休以后参加的一次“欧洲浪漫之旅”。我打开一本刚寄给我的书:作者李蕴晖(原名邹世敏),是兰州医学院的退休医生和教授,这是她的右派生涯回忆录,因此,她委托因《经历——我的1957》一书和我相识的凤鸣女士(她也是兰州的一位退休教师),将此书寄赠于我,我也不顾旅途的疲劳,迫不及待的读了起来。书名叫《追寻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2年出版。书前赫然抄引着我和我们那一代人都非常熟悉的莱蒙托夫的《帆》:

一只孤独的帆船/在茫茫的雾海中,
闪着白光/她在追寻什么?
在遥远的异乡/她丢弃了什么?
在养育她的故乡……

——真的,这位经历了无数苦难,没有见过面的女性,她在追寻什么?她因此丢弃了什么?她为什么感到孤独,在养育她的家乡?

是的,她是一位女右派。但是,真难以相信,她原是能逃过这一难的,她可以说是主动地当上了右派;但她又一辈子没有承认过,自己是右派!却因此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……那是在反右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,她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团委书记找她谈话:“你一向听党的话,很积极,表现好,怎么这次经不住考验了?”这是指她在鸣放期间提了一些意见,但说话的语气又显然要拉她一把。换一个人,自然会趁势敷衍一番,检讨几句,就蒙混过关了:这也是这委书记所期待的。但她不,她不肯马虎,她要较真:我说的都是真话,凭什么要检讨?于是,书记就转而谈起另一位她所佩服的同学,说已经定为右派,并准备开除他的党籍:这背后的暗示也是很清楚的。但她要较真到底:“开除她的党籍,我就退团!”说完起身就走,真是一条道走到黑了。

于是,组织了一次批判会,没有让她发言和表态,也没有影响她的毕业分配,只是不给转团组织关系,大概就是开除团籍了吧:这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。但她仍要较真:她觉得在批判会上没有给她发言机会,是非不明,这不行;于是写信回校,表示对批判不服,非要争个明白不可。结局是可以想见的:学校寄来一份材料,列举四大罪状,并强调她“对错误至今不认识”,因此决定追加为右派。

她抄录下这一决定,宣布:“材料与我本人面目全非,不能签字”,然后抽身离去。

这份没有签字的材料,整整有效地压了她二十二年。


到1959年,兰州医学院在校的右派均已摘帽,唯独剩下她这一个年轻的女右派,而且极为严重的是,至今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。全校上上下下都知道,据说还汇报到了省委宣传部。

恰好这时候,她怀孕了。学校人事科长找她谈话,说:“你这样坚持下去将来对你的下一代影响很不好,而且经济上也紧张,哪有条件负担孩子?”同时明确告诉她:“你要翻案是不可能的”.出路几乎只有一条:认错,苟且,屈服。即使自己一千个,一万个不情愿,不甘心,就为了这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也得如此啊!

她哭了。

科室专门为她开了一个会:“让李大夫谈谈对右派的认识。然后大家提提意见,看能不能摘帽子?”

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,边说边哭:“我就不是右派,谈不上摘帽子!”

在她的哭声中,科室主任宣布散会。人们鱼贯地走了出去,从会议开始到结束,不到五分钟。

她独自坐在那里。她明白,只要自己乖巧一点,多谴责自己,多感恩戴德,表示投降,她就会得到“宽大处理”,获得她和怀里的孩子最急需的生存条件。但她更知道,这样的自我背叛,将使她的心灵终生不得安宁。她在几十年后这样说:“我自幼读过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、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以及《苏武牧羊》,那种人格魅力与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已沁入我的骨髓,说不出违心的话,做不出言行不一的事情”.她只能做这样的选择。

经过这个“回合”,人们如常的工作,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,不留下一点记忆,只是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和她谈一句工作以外的话,她也不与任何人接近。她成天挺着日益膨大的肚子,来回于宿舍——病房——食堂之间。

孩子生下来了,是一个女孩,叫“芙蓉”—— 一个多美的名字,但从睁开眼看世界开始,就和母亲一起承受着无尽的苦难和无边的孤独……文革中苦难达到了顶点。她又出现在批斗会上,人们气势汹汹地问她:“你到底承不承认自己是右派?”

回答依然是三个字我:“我不是”。

一记耳光打来,竟把她从房子前面的中间掀倒在门边。—— 一个高贵的女性,生平第一次收到如此的伤害与屈辱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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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:邹世敏

事后也有人不解的问她:“你怎么还不承认自己是右派?”在他们看来,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,何必如此较真?你真的想对抗什么吗?

她无言。心里想:“我已经是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生活彻底被剥夺者,那么我还去对抗什么呢?”不承认的道理其实很简单:“因为我不是”.——她仅仅要维护事实。如果说这也是对抗,那就是对抗不顾事实的谎言,对抗人们不敢坚持实事的软弱与苟且。

但她却坚持到底,一直到1979年3月,她的右派问题得到“改正”,她还是那句话:“我不是”。

但她依然感到有形无形的压力。她在许多人眼里,始终是一个“怪人”.不只一次地有人问她:你那样做值得吗?还有些“高级知识分子”对她说:“当张志新有什么用?死了白死。人格算什么?那是空的。”更有人以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一语相告,批评她至今还是“不识时务”:“从你现在的精神状况看,改造并没有把你完全压服,说明压力还不够”,还需要继续改造,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……她又被压得喘不过气,苦难还在延续,伸向精神的更深层面,更让人难以承受。写这本书也无非如鲁迅所说,“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,自己延口残喘,这是怎样的世界呢。”(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)……真的,这是怎样的世界呢?我放下书,不知自己身在何处:天上,地下?现实,历史?2003年,1957年?……不知道,我不知道……一个突然的冲动,我抓起笔,在摇晃的飞机座位上,在邹世敏的《追寻》的书后,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——这又是一位“伟大的女性”.她最可贵的精神与品格是“不肯苟同”,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。——这样的凡事苟且的国民性如何形成,它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根源,都很值得研究。这其实正是种种恶行在中国一直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。也就是说,民族灾难要从民族精神上寻找原因。正是可以这样提出问题: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个女人这样,绝不苟且,守住底线,我们民族还会这样吗?因此,这位因不肯苟且而自踏死地、惨遭种种不幸的女人的悲剧,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。每一个因苟且而获得了种种利益的人们,包括我自己,都应该在这位女性面前感到羞愧与内疚。而我们早已失去“知耻”之心了。

2003年9月15日,写于飞往雅典的飞机上。

我原本想先记录下这瞬间感悟,以后再写文章作进一步发挥;但每回重读这段文字却不知如何续写下去。近几年来,犬儒主义、乡愿之风日盛,玩世、混世哲学猖獗,认真而严肃的坚守者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包围中,处境日益艰难,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。我自己也陷入心绪烦乱之中,无法作更深入的理性分析:这本是学者的职责所在。因此,面对这位因不肯苟同而几乎牺牲了自己一生幸福的女性,我越感到她的精神的可贵,越发有负债之感。我终于决定先将她给我的震撼写出来,藉以表示迟到的敬意。

是的,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,但我们毕竟还有这样的女性,这样的有尊严的人。

2006年4月14日急就

本文选自《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》钱理群 著

水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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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子迎春 » 2018-02-10 15: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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