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“反革命”农民拒平反:干部平反才有好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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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“反革命”农民拒平反:干部平反才有好处

帖子水星 » 2018-01-12 22:11

历史茶话社


1960年代初,我们高头村大概1500多口人。

村里有117个敌人。

这不是我说的,有政府的记录在。当年组织工作队下乡,老一辈的“工作员”都还记得这些人。

三年大饥荒以后,隔年就四清。四清开始是清仓库、清工分、清财物什么的,叫“小四清”,后来成了清思想、清政治、清组织、清经济,就成了“大四清”。开会,念“双十条”,揭发批判。有专人记录。小四清那一段,揭发的主要是贪污盗窃,多吃多占。今天你检讨,我浇菜园时多吃了两条黄瓜,回家在袄布袋里装了两个洋柿子。一把芫荽,半把韭菜,都要上会。队干部借检查开会,逃避劳动等。大家都饿惨了,小队干部有点特权,断不了偷吃偷喝。胆大的队干部偷偷开队里仓库,私分私拿,手脚不干净的很多。斗争就从这里开始。

小四清变成大四清以后,一批有历史问题的也就跟着被划成了斗争对象。入过国民党的,在阎锡山部队干过的,更早的,在冯玉祥部队当过兵的,统统成了斗争对象。四清运动有头没有尾连上了“文革”,到了一打三反,现行反革命,刑事犯,统统被囊括了进来。我们庄里,有名有姓的十几个,当时大队10个小队,大体上合乎全村的坏人比例。

庄上我记得真切的,有这么几个。

我的本家一个族叔毕乃鹤,在阎锡山军当过上士文书、政工员,解放后回了村。小队当记工员。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发,说他懒于劳动,指手画脚,虚报工分。经常请大队干部喝酒,当然是腐蚀拉拢干部。在地里劳动讲黄色段子,这是腐蚀青少年,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。四清运动结束,报请上级批准,给毕乃鹤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,交给群众管制。

庄上有个教书先生,教了半辈子书,大家都叫他“师傅”。民国年间,他在岭上坡下周边几个县,是有名的教员,和国共两党的官员多有交往。国共合作抗日期间,他入过“牺盟会”,也集体登记加入过国民党。“文革”期间外调,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个材料,说他是国民党第二区党部执行委员,于是立刻成为历史反革命。师傅具状申诉,说自己根本不知此事,那只能说明负隅顽抗。此事以重大历史问题结论,从此罚做苦工,在生产队担了多年茅粪。

我们小队队长李廷贵,个子高,村里都叫他“大汉”。大汉年轻时,在阎锡山军当兵,在蒋军青年军代理过班长。1948年在河南洛阳被俘参加人民解放军,进入华北军政大学,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,1953年回了老家。按理说,这个历史颜色应该略微偏红。也是因为一打三反旧部有人揭发他“爱和起义部队来往”,不分青红皂白也按重大历史问题定论。

各种各样的五类分子帽子,谁都知道事关重大,那不能轻易认罪的。不怕。发动起来的群众有的是办法。我们这里流行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刑罚,搬来一条凳子,上面再架一条凳子,强令斗争对象站上去听会,众人批判责骂,呼口号打倒。乘你不备,掌事的一脚把凳子蹬倒,挨斗的连人带凳子从高处栽下来,跌得惨重。晋北晋西晋东南,土改都用过这种简易刑法,可见它在山西流传地域很广。

我那一帮十来岁的玩伴,都看过批斗对象受刑。他们说,头一次上凳子,嘎巴一声蹬倒,乃鹤叔没有防备,就摔了个鼻青脸肿。摞好凳子,再喝令他站上去,乃鹤叔吓破了胆,浑身哆嗦,根本站不起来,哭着求饶。两个小伙子硬把他搀着架了上去。玩伴一边说,一边笑得嘿嘿嘿的。

其他小队也一样。高头村家家点火,处处冒烟,宁可错判,不可错漏。从1964年到1970年,专案审查不停,117个敌人,就这样打造成功。

1980年代初我回老家,那时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。乃鹤叔有“气憋病”,就是气管炎,1970年代就死了。我问堂弟,跑一跑给你爸平反,你找过县上吗?堂弟惊愕地看着我:农民还平反?那都是干部才平反的吧。

最有意思的是“师傅”。多年的外调,国民党牺盟会一笔糊涂账。1980年代初期,地方调查党的早期活动,查来查去,师傅是中共在临猗县建党的五人小组成员。那是1927年,中共山西省委特派员在县城文庙召集会议,宣布成立临猗县支部,直属山西省委领导。那么,他起码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常委。1927年的常委,太了不起啦。

县委统战部门想做点工作,他们找到了师傅家,于是有了下边的对话:

“毕庭佐同志,你受了多年委屈,组织上应该给你平反。”

“嗨,平啥里,我一个农民,有啥可平么。”

“那也应该给你恢复名誉。”

“不恢复,不恢复。这就好着哩么。吃饱了,不斗争了,过得好好的,恢复啥哩?”

农民心里早算过账了。人家干部平反,恢复了公职,补发了一疙瘩工资,子女也能安排。农民平反又能咋着?你不还是农民?还不是下地做庄稼?闹那个干什么。

截至“文革”结束前,黑八类难以算计。地富反坏右,叛徒特务走资派,右派都平反了,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没有剩下。就是农村的地富反坏,没人主张。他们自己也罢,后人也罢,没什么人积极要求。

师傅死在1980年代,平反的事说了说,也就凉凉地放下了。

我年事渐长,对乡邦文献有了兴趣。有一年回去,村长说,你给咱村写个村史吧。我说材料呢,他把我带到村委会一间破旧的平房里。打开一个躺柜,说你翻,随便看。

躺柜就是那种这一带农家置办的家具。靠墙,半个盖子翻开,取东西,平时放平了,躺上去能睡觉。这平柜有些年了,一看就是老式样。

掀开盖子,柜子里尘土蛛网,脏得不像样。抓起一把碎纸,我立刻变了脸色,那是一沓“粪票”,1960年代上社员家担茅粪,要记工,发“粪票”。随便抓一把纸,都是50年前的事情了。

这里头的文件,大量的就是四清到“文革”一打三反的文字记录。四清每一次开会,工作队谁主持,参加社员,批判对象,谁谁发言,都有一丝不苟的记录。清查对象,个人检查,旁人揭发,千山万水去外调,原单位转回的揭批材料,严严整整,浑浑全全,能装一麻袋。

专案审查对象专列,每人一个档案袋,数一数,117人。

117个档案袋,装着117个人。年深日久,牛皮纸颜色暗了,灰渍拍不掉,渍进去了。潮气浸过,封皮上一圈一圈的水纹。封口的细线都朽糟了,轻轻一拉,就断了。

乃鹤叔的档案是《专政对象案卷》,报请批审的材料叫《高头大队确定五类分子及基础中专政对象审批表》(注:当时把人分成两类,一是“五类分子”,一是“基础”,在这个人群中,最危险的是“专政对象”),他的罪行是“以拉拢手法骗当干部,大肆贪污,常向革命青年灌输流言飞语,想把青年腐蚀为下流之辈,以对抗毛泽东思想对青年的教育”。几个玩伴揭发他讲下流故事的旁证,一律按照制式文件填写,这就是前面说的黄段子。

乃鹤叔的检查,师傅的申诉都还在。他们上过学,写得一手好字。尤其是师傅,钢笔竖写,严格依照尺牍格式,那是一纸训练有素的硬笔书法。他们被打入另册以后的贱民生活,检查保证里都有记录,字字句句,屈辱自贱。大汉李廷贵的案卷里,各种外调材料,敌伪档案查阅最多。从四清到“文革”,他们走过了怎样的炼狱,一步一步,记录真切。

117个人肉身都进了陵园了。117人中最后死去的是大汉。前几年我回去,他过了80岁了。我站在他面前,问:你还认得我吗?他摆摆手:啥都瞅不着,啥都听不见,啥都不知道。这是他应对这个世界所有人拟定的统一答复。这个三不状态注定维持不久,人就要死的。

水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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