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:不说真话能死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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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:不说真话能死吗

帖子水星 » 2018-01-12 22:17

2011年10月上旬,导演冯小刚发了一条微博:“说两句实话,代价是很大,先是媳妇不让睡觉,苦口婆心央求:看在我和孩子的份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?后是兄长如道明,声色俱厉质问:你不说实话能死吗?他戳痛我: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,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!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,我认栽。收声。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,大家包容。”

“你不说实话能死吗?”这句话问得好,智慧而又无奈,一听就是过来人说的。其智慧,在于明鉴了既往历史。古时有诤言之谓,即今之真话实话。但从来诤言不受奖,故诤言古来即稀。晚清以降,风气已开,言论自由理念渐成共识。然李鸿章曾对《纽约时报》记者道:“中国有报纸,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。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,讲真话、讲真话的全部、非真话不讲。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,他们只讲部分真话。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。因不讲真话,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。”此话由英文转译而来。

李慎之曾言:“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,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,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,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。”这种改造岂止始于“文革”,叶浅予说:“思想改造的目的,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。”这种改造实则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潜在主题,或者说是历次政治运动后的必然结果。

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:“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。"”王明说:“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,不是很正常的吗?”刘少奇说:“中国国情不同,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。”这样的忠告,王明终于还是没得听进去。1945年时,周恩来也曾对胡风给予两点忠告:一是,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;二是,要改变对党的态度。可惜胡风领会不够,终至带来更为深刻的教训。1954年7月,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三十万言的“真言”,即《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》。后胡风几度入狱,至1970年1月,又被加判无期徒刑,且不准上诉。

1958年,田家英听闻成都郊区的崇义人民公社放了一颗“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”的卫星,便于1959年初率工作组到该公社去调查。当时那里的农民早已食不果腹,可当田家英问及“产量既然这样高,为啥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”时,仍回答:“丰收不忘节约嘛!”知道真相的田家英叉着手,抑望着“公共食堂万岁”的大幅标语愤愤道:“公共食堂万岁,嘿,我看恐怕是公共食堂半岁!”他的话把旁边的群众吓了一大跳。但讲了真话的田家英于1966年5月23日“文革”前夕,选择在中南海毛泽东藏书室上吊自杀。君令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 其无奈,在于当下的现实,竟与已被我们唾弃的既往时代,没有本质的改变。

在讲真话还不能成为常识、且相当奢侈的时代,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,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。真话本不具力量,若真话周遭充满瓦斯,真话便是一颗火星。茅于轼说:“中国占人口一半多人,还处于‘文革’状态,或皇权统治状态。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。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‘文革’战士,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。”处于这种状态,保不准如微博所言,讲实话真能死。

不讲实话,是否对听话方有所伤害?对染缸中滚出的成人不好说,但对孩子至少是欺骗。马克·吐温尝言:“真正造成伤害的,不是我不知道的事,而是所有我已知的事都是不真实的。”以我为例,昔时在校念书不过十多年,而在其后的三十年里,养家糊口工余,皆在孜孜以求索,探析掩盖中的真相,扭转僵化了的观念。我的内心已留下一道不肯愈合的暗伤,里面有挤不完的脓。而我正在高中阶段就读的女儿,偶令我为之辅导,我则每每陷于无语。若告知其所谓的真相,恐以蹊径奇论,混淆其是非观,耽搁紧要之升学,遮蔽阳光之憧憬;若以课本所提供,诠释所谓正确之答案,又不忍诓骗孩子于懵懂,于是索性放弃,报一校外辅导班了事。

有道是“多读两句书,少说一句话”,改变自己,却不想影响他人,心里明白即是,子女也不得传,“小儿辈不可以世事分读书,当令以读书通世事”,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。旧时代曾误人,新时期仍误人,故对王小波的一句话曾长久回味,他说:“人生惟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。人的一切痛苦,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。”

“文革”后,黄永玉写信给曹禺: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。你从一个海洋,萎缩为一条小溪,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,你为势位所误!”曹禺接信,想起王佐断臂故事,长叹道:“明白了,人也残废了,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。这也是悲剧,很不是滋味的悲剧。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。让人明白,是很难很难的啊!”黄永玉信言外之意,曹禺解放后的戏不真诚,话剧却没有讲实话,黄永玉讲了真话。

如今,同样是做文艺的冯小刚自我反省,讲了真话。龙应台说:“对‘价值’和‘秩序’有所坚持,对破坏这种‘价值’和‘秩序’有所抵抗,就是文化。”冯先生长了根“有所坚持”“有所抵抗”的倔强之项。刘-宾-雁骨灰葬于北京门头沟天山陵园,其生前自拟墓志铭为:“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,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,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。”此题被禁止刻于墓碑之上。刘先生也长了根“有所坚持”“有所抵抗”的倔强之项。

幼年时,相信一切童话都是真的;青年时,怀疑一切道理都是假的;中年时,认清了世界的半真半假;而如今,才体会到真假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平平安安、有吃有喝过日子。微博中所指的“道明”,盖著名演员陈道明,其妻即颇具正义感的前央视新闻主播杜宪,因讲实话而停职。尽历沧桑身犹在,重过黄粱梦已无,“道明”此委婉话虽世故,却由切肤之痛、戚戚之虑而来,属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良言忠告。看透大事者超脱,看不透者执着,看得透想得开,拿得起放得下,乃人生一大修炼。

人生处处是选择,冯小刚好日子不过,何必庸人自扰地选择各方都不讨好的讲实话?1948年,储安平批评国民政府:“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,而事实上,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。”冯小刚还有兴趣,还有激情,还未彻底失望,从他导演的电影中,也可看出。一个人最大的破产,就是绝望,对于内心强大的冯小刚而言,莫非“收声”即意味着绝望?

李承鹏在微博里挖苦“脊梁”倪萍:“这个国家,因为种种原因,你我都是戏子,且不幸是三四流的戏子,举国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在演皮影。可蹩脚戏子中还是有高下之分的:知道自己在演戏的,和忘了自己在演戏的。”真人面前莫弄假,痴人面前莫说梦,李承鹏所讲也实话,其聪明与陈道明堪有一比,其自作聪明在于少了冯小刚的倔强之项。“实话”问题之所以长久存在,是因为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路径,而陈道明与冯小刚对待此问题的本质之别,在于一个知难而退,避作挑战,一个迎难而上,直视现实。

与冯小刚微博言同出一辙,也有人指责资中筠“过得好好的,吃饱了撑的要讲真相”。对此,资中筠反驳道,当你了解事实真相后,不能假装不了解,不能无动于衷,否则于心不安,于心不忍。此心即良心。《炎黄春秋》杂志创刊20周年时,资中筠的题词是:“还原真相,开启明智,唤醒良知,推动革新。”

时下,鲁迅的文章在课本中渐减,但建议还是将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一文留下,若此文也要删,此文中那段耳熟能详的话当留下,其曰:

“真的猛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。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?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,以时间的流驶,来洗涤旧迹,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。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,又给人暂得偷生,维持着似人非人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!”

裴艳玲也说:

这不是个讲理的年月,我不愿意说话。我觉得好,就参与,觉得不好就不参与。你非让我说,我就骂娘。骂你了!怎么了?你不让我来,正好儿,我去遛狗。

说真话,比说假话难,表达真理,比发现真理难,这样的国家正常吗?苏联政权旦夕崩塌,并非因经济停滞,也非外部压力,而是其丧失道德上的合法性,戈尔巴乔夫时期执政总理雷日科夫说:

我们监守自盗,行贿受贿,无论在报纸、新闻还是讲台上,都谎话连篇,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,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。

酒不醉人人自醉,假话也醉人。

举世皆知其中的假话,却仍要冠冕堂皇表述之,谁也不肯拆穿皇帝没有着装,为此索仁尼琴道: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,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假话,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,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。

水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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