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待枪决!肖斯塔科维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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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待枪决!肖斯塔科维奇

帖子水星 » 2018-05-16 23:20

文:冷风过境
来源:美在高处(微信ID TheNineMuses)


肖斯塔科维奇被誉为俄罗斯音乐史上,继柴可夫斯基之后的又一座高峰。这两位先后活跃于 19 、20 世纪的音乐大师,各自又代表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两端。

如果说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弥漫着诗意、忧郁,多愁善感,音乐语言精巧细腻,那么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则如旷野中的咆哮,对苦难的砥问凛冽如刀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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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ostakovich,1906-1975

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家,一生却都在斯大林红色恐怖的暴政下,战战兢兢生存。晚年的肖斯塔科维奇向年轻的友人伏尔科夫讲述往事时,说:“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。”

伏尔科夫同情的看着这位苏联最负盛名的音乐家:圆圆的镜片,蓬松的头发,尴尬无措的眼神中,透露着一种畏惧。这张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长,而一个时代对一颗灵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挤压,在这张脸上纤毫毕现。

1. 当我们脏时爱我们

1934 年,肖斯塔科维奇 29 岁,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,是苏联音乐界最闪耀夺目的新星。这一年,他的歌剧《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》在列宁格勒举行首演,好评如潮,不久开始在欧美各国公演。一时间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,隐然已是苏联音乐第一人。

但这部红极一时的歌剧却惹恼了一个人。1936 年,斯大林出席观看了该剧在莫斯科的首演,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。1 月 28 日,一篇题为《不是音乐是混乱》的文章出现在《真理报》上,对这部歌剧及其作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

所有人都知道这篇未署名文章的背后是谁,风向一下转变。各大报纸和乐评人纷纷对《真理报》利爪下的猎物口诛笔伐,各省的工人与农民聚集在广场上扬声抗议。转眼之间,肖斯塔科维奇变成了“人民的敌人”。

他是在外省巡回表演的路上读到这篇文章的,愤怒与耻辱令他透不了气,不久他更悲哀的发现,昨日还对他笑脸相迎,赞不绝口的朋友们,突然一心要将他拉入地狱。

然而,就在愤怒过后,恐惧却如潮水般袭来。这一年,苏联的大清洗进入高潮,2000 多万知识分子被处决,或莫名其妙地失踪。他很快意识到,自己或许也同样在劫难逃。

不过所幸的是,最终他幸免于难。因为斯大林知道,这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对他的统治,是种有益的装饰。“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,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。”他说。

最终他选择了屈服,公开做了检讨。一年后,作为赎罪,他完成了《第五交响乐》,将它献给斯大林。这部作品为他赢回了一度失去的声誉,令他正式成为苏联音乐界第一人。

这场风波使他后半生都惴惴不安,他时常问别人:“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,你会怎样?”在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《列比亚德金上尉诗四首》中,主人公是一个可怜虫,被人像狗一样杀死。他为这个人配了充满柔情的音乐,他说:“当我们脏时爱我们,别在我们干净时爱我们。干净的时候人人都爱我们。”

2. 做个渺小的提琴手

他本质上是一个蔑视强权的人,却不幸有着小人物般怯懦的性格。他无心成为极权之下的殉道士,于是便只有与当局保持表面的妥协与合作。

和俄罗斯历史上许多呆在暴君身边的文艺家一样,他选择成为一个癫僧。这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族群,类似于中国古代那些佯狂避世的智者。他们用疯癫的行为化解暴君的猜忌,偶尔甩出一两句尖刻锐利的话语,投进黑暗如水的专制体制之中。

在令人窒息的高压环境中,所有人都变得卑微而胆怯。他说:“那个时候,为了说个笑话,你就得把客人带到浴室里去。你得把水龙头开的大大的,然后把这个笑话低声告诉他。甚至笑也得轻轻地笑,用手捂住嘴笑。”

他的两位好友兼保护人,苏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先锋派导演梅耶荷尔德,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。梅耶荷尔德被逮捕时,后悔自己没有成为一个普通的小提琴手。而 44 岁的元帅,在被捕前居然有着相同的心愿。

“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。一位是名导演,一位是著名的将领——突然都希望做一个渺小的,不受注意的人,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。”

唯一高高在上的只有斯大林,他热衷干预一切文艺创作。他被斯大林命令与另一位音乐家哈恰图良合作,为新国歌谱曲。“这个主意愚蠢之至,哈恰图良和我风格不同,工作方法也不同……但是我们不得不服从。”

一共有四首新曲参加了评选,评判专家们认为他与哈恰图良的最好,但副歌需要作少许修改。斯大林问他,需要用多少时间?他想说 5 分钟,但怕这样会被认为过于草率,于是改口说 5 个小时。

结果斯大林还是皱起了眉头,最终他们的曲子落选了。哈恰图良事后责怪他,“假如你要求至少一个月的时间,也许我们就胜了……”

3.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

《第七交响乐》是他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一部作品。不管是对俄国人还是对美国人来说,二战时苏联的最高象征就是《列宁格勒交响乐》——德米特里?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七》。

1941 年到 1944 年,是苏联抗击纳粹德国侵略的艰苦岁月。德军将列宁格勒团团围住,声言: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,要将列宁格勒从地图上抹去。”在被围困的 900 天中,城内饥饿倒毙者仅官方统计就有 60 万人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,肖斯塔科维奇在被围困的最初几个月里创作了这部作品。

1942 年 3 月 5 日,他出逃到大后方古比雪夫市,和莫斯科大剧院乐团一起,在空袭警报中完成了《第七交响乐》的首演。5 个月以后,乐谱被装入战斗机,飞行员冒着被击落的风险,将它投入列宁格勒。

此时饿殍满城的列宁格勒,已经凑不齐一支完整的乐队。首次排练时只来了 20 个人,一半的乐手都是被担架抬来的,骨瘦如柴的指挥甚至挥不动指挥棒。

仅经过一次 15 分钟的排练后,《第七交响乐》在列宁格勒大剧场首演了,饥饿的人们从四处聚拢进来,在德军的隆隆炮声中,乐团完美的完成了演出,许多乐手在结束的一刹那晕厥过去。

《第七交响曲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它对苏联军民士气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。斯大林将它宣传为反法西斯的颂歌,并得到了盟国的好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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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 年 7 月 19 日,数百万美国人在电台里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气势恢弘的音乐,《时代》杂志将作曲家身着消防制服、头戴消防帽的照片登上了封面——在他留守列宁格勒的日子里,他还是一个称职的民兵。

这也是他最富争议的一部作品,苏联官方宣扬这是一部反法西斯的杰作,他自己也曾如此附和。但在他死后发表的自传中,他推翻了这一说法:“《第七交响曲》是战前设计的,所以,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。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。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,想到的是人类的另一些敌人。”

“我毫不反对把《第七》称为《列宁格勒交响乐》,但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,而是被斯大林所破坏,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。”

音乐艺术本身的多义性,帮他隐藏了这个秘密。在他一生创作的 15 部交响乐中,多部作品都埋藏着巨大的悲痛,包括被公认是迎合斯大林的《第五交响乐》。

官方对它的定义是充满欢欣与光明,但与他处境近似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听出了异声,他在私人日记中写道:“《第五交响曲》的终曲是无可挽回的悲剧。”

他说:“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……我愿意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,但是这不可能,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。”

4. 俄罗斯的良心

1948 年, 政治再一次向他施压。2 月,苏共中央对他作了严厉批评,他已写成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,被认为含有“形式主义的危害”而未能公演,从此他中断交响乐写作达八年之久。他不得不抹去自我,弯曲着身子顺从权力,除了傀儡样地代表官方露面,就是写像“森林之歌”和“阳光照耀祖国”一类的音乐。

但他怯懦的外表下却不时迸发出锋利的光芒。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被西方看作是斯大林的两大御用文人,但他嘲笑这位苏联第一诗人:“在他的诗中,他蔑视巴黎和美国,但是他却喜欢去巴黎买衬衫,而且,如果爬到桌子底下去才能拣到一支美国钢笔的话,他也愿意爬的。”

终其一生,他都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交往,不管这人是萧伯纳,还是罗曼?罗兰。他不信任这些西方人道主义者,尽管他们宣称喜爱他的音乐。

他真正尊敬的是那些“俄罗斯的良心”。他欣赏斯特拉文斯基,赞美他的傲慢:“斯特拉文斯基对这些伪君子(苏联文化官员)中的一个人,没有伸出手让他去握,而是向他伸出了手杖,这个伪君子只得去握手杖,证明他才是真正的奴才。”

但他始终是斯大林粉饰太平的工具。1949 年,他被派到纽约市,以苏联明星代表的身份,出席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。在会场上,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,既攻击美国穷兵黩武,又对苏联的文艺成就大唱颂歌。

然后,表演进入高潮部分,一个苏联官员当众问他:“你是否认为伊戈尔?斯特拉文斯基反动透顶?”他的嘴角和面颊开始抽搐,沉默片刻,他说:“是。”

13 年后,“帝国主义的走狗”斯特拉文斯基,回到阔别五十多年的苏联,立刻来看望他。两人四目相对,却无话可说。好一会儿,斯特拉文斯基打破了沉默:“我不喜欢普契尼。你呢?”“我也不。”他回答。

这是谈话的开端,也是终结。就是最没想像力的人,也不难揣测他那一刻的心情,那被人逼着向自己所敬佩的无辜者身上泼脏水的痛苦……

5. 回头看,只有尸骨成山

晚年的他渐渐感到,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网越收越紧。站在苏联音乐界荣耀的峰巅,他却禁不住害怕。作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,他不怕死,但他担心死后的形状。

在他生命的最后 4 年,他与年轻的音乐家伏尔科夫成为密友。在伏尔科夫的鼓励下,他决定秘密口述一部回忆录,将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历史告诉大众,从而纠正那个“令人心碎的奴颜卑膝的形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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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为伏尔科夫提供材料,讲述往事,肆意评价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。在伏尔科夫完成写作后,他通读了全书,并逐章签名确认,同意在他死后将书稿送西方出版。

1975 年 9 月,他死于肺癌,被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。如他所料,他被东西方阵营各取所需,大卸八块。苏联宣称他是“国家最忠实的儿子”,西方国家则称他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,苏维埃政权坚定的信徒。”

一切仿佛盖棺论定,但他的幽灵却从强权与意识形态的铜墙铁壁中钻了出来,并顺手打了它们一记响亮的耳光——1976 年,他的回忆录被伏尔科夫带到了国外。几年后,回忆录面世,题名《见证》。

这是他一生哀乐的见证,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,往事已然如烟,生灵早已涂炭,回首前尘,他的心中只剩一片怅然,就像他在生前向伏尔科夫讲述往事的时候,时常忍不住说的那样:“回头看,除了一片废墟,我什么也看不到,只有尸骨成山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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